▎作者：袁子賢
．國立臺南藝術大學
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
1951 年 2 月 5 日，除夕，在金門參加陸軍第十二兵團軍事政治學校的步兵上尉袁恒祥，在上完「參謀業務」與「三民主義駁馬克思主義」兩堂課後，與同學們一起午餐。由於適逢農曆過年，下午停課，許多同學回部隊與同袍團聚，但袁恒祥決定留在學校看籃球比賽，看著看著不由得難過起來。
那年，他 25 歲，自 1942 年代兄從軍後，就離開湖南省桃源縣的老家，跟著國民黨軍隊參加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，想起這幾年在嘉渙、蘇北、汝南等地過年的景況，最難熬的莫過於 1948 年 12 月 15 日晚在徐蚌會戰雙堆集戰役中因負傷被俘，終日禁閉，直至隔年農曆年前夕，才逃離俘虜營，到江西南城參加胡璉司令官成立的第二編練司令部，轉進舟山群島；如今駐守在金門的他，手裡沒錢，哪裡也不能去，只能留在學校裡寫日記，他想起他的母親，寫著：
「人家有年我無年，大陸奔北海島佔，要想過年打回去，努力建設大江南，蘇聯共匪趕出去，母子相見才過年。」[1]
和大多數的外省老兵一樣，袁恒祥每逢過年、生日就會想家、想起母親；想再與母親團聚，以盡孝道，是他堅守「反攻大陸」的信念，亦是他一生的缺憾。三十幾年過去，中華民國政府始終沒有帶這群老兵回家。
1983 年農曆 2 月 13 日，是他 57 歲的生日，那天他淚流不止的寫著回憶錄，正寫到抗日戰爭勝利前夕，曾回過老家一趟，數日後，母親和他在桃源南站等著開往沅陵的汽車，母子二人抱頭痛哭許久。離別時，母親口裡說著：
「好！祥兒！到了什麼地方？趕快寫信回來！」[2]
沒想到這短短十五個字的叮囑，是母親和他的訣別，讓他永生難忘！寫回憶錄的那一年，他已與鄭碧霞建立家庭，生了四個孩子，大兒子成了家，生了兩個孫子。他尚無法與湖南桃源的家人通信，亦不知母親是否還在人世。1987 年臺灣解除長達 38 年 56 天的《臺灣省戒嚴令》，兩年後他第一次和妻子鄭碧霞返鄉探親，但母親在數年前離開人世，再見時，已是長長的墳。
袁恒祥的一生，可能是許多臺灣外省老兵的縮影，也可能是在戰爭史書寫中，描繪軍人生命經驗的一個切面。
[1] 袁恒祥日記，民國 1951 年 2 月 5 日。
[2] 袁恒祥回憶錄，頁 111。
▎找尋缺席的聲音：戰爭史中士兵的生命故事
戰爭，是狀態，一種軍事與政治相互交織的狀態；而記憶與創傷、國家與個人之間的相互糾纏，在我們的社會與族群中，持續的延續著戰爭狀態。人究竟如何活在戰爭中？或是戰爭的狀態如何影響人？個人的生命敘事，正提供一條路徑，引領我們從小人物的視角、私人的體驗，理解戰爭以何種方式，介入人們的日常生活。
日本社會歷史學者小熊英二透過父親生命史的書寫，在《活著回來的男人：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》，引領讀者進入「極其平凡、一介小人物的生活」，[3] 看見在戰場上殺搏的士兵，在家鄉卻可能是一位慈祥的父親，戰爭塑造人的不同面向，同時也造就個人的遭逢與際遇。在小熊英二的筆下，其父親的戰爭經驗與生命故事，不再是單一人物的軌跡，而是從微觀的視角，所面對的社會階級、制度、經濟、結構與法制，呈現出「活生生的二十世紀歷史」。[4] 本文借用小熊英二的書名與研究取徑，從筆者爺爺袁恒祥生前寫的日記、家書、自傳、回憶錄與遺留下來的檔案，再對照相關的史料與軍事檔案，試圖討論外省老兵的戰爭經驗，及戰爭的影響如何延續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之中。
2013 年的夏天，我尋著袁恒祥日記裡的線索，從金門到廈門，在中國的土地上，走了一趟他在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時的路線，試圖理解他如何離開湖南桃源老家、跟著軍隊四處打仗、在徐州市「淮海戰役紀念館」[5] 重返他在徐蚌會戰裡被俘虜的日子，他在逃離共軍的俘虜營後，在草紙上寫下回憶錄，讀起來驚心動魄。
兩週後從廈門回到金門，我看著今日建設完善，觀光客絡繹不絕的金門，想起他在 1954 年 4 月 26 日寫下的日記：
回溯自卅九年我們剛來的金門，與今日相比，不知要相差多少倍。例如：約八公尺寬、廿華里長的中央公路，還帶著洋灰柏油的路面，其他的碎石馬路，可講密於蛛網。
袁恒祥在駐防金門四年的日子裡，大多數的時間是和部隊建設金門的軍事與民生設施。因為一個人跟著部隊來臺灣，常常想家、想著孤單的自己，於是勤於寫日記，將日記作為傾吐心事的對象：
因為我今年已有廿五歲了，對於黨國可講毫無貢獻！憶我本身是一個忠孝不全的孩子，因我十五歲就出來，參加軍隊生活，對於孝，不能親奉慈母，將來唯恐亦難繼祖接代，因為什麼呢？我現在廿五歲，在軍隊十五年的生活，對於黨國革命的貢獻，無，自己的地位環境沒有混好，還是單獨一個人，想起來真孤單呀！真可怕耶！去他娘的屁，越寫越傷腦筋，老子從此以後決心拿我這本日記來做我一輩子的事業。這是我唯一的希望，也是我開心散悶娛樂的玩意。我決定拿日記來做我的終身伴侶吧！[6]
字裡行間盡是孤獨感，透露出對於未來的茫然，1956 年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部的負責編著軍人政治教育教材的蕭文青，在《士兵心理學》一書中，詳細分析撤退初期國軍軍隊普遍的心理現象，包含思家心理、悲觀心理、逃課心理、怠惰心理、怪僻心理、自卑心理、小氣心理、委屈心理、獵色心理、盲從心理、不滿心理與被動心理，[7] 這些心理現象阻礙了軍隊的進步。蕭文青進一步分析這些心理現象的背景與問題：
我國士兵，大都是來自農村，農民是以家為本位，過慣了安定的家庭生活，一旦走進軍營，生活習慣，完全改變，身體雖在營中，思家心理，仍活躍腦際，富有帶兵經驗的將領，無不承認一項原則，就是士兵不可有空閒，空閒必生是非，精神苦惱，更不必說，因為空閒是勾引一切雜念的導火線。[8]
如何改善軍隊的心理，激發軍隊的士氣，成為 1950 年代軍隊政治教育的重點工作，當時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，在 1952 年 5 月 10 日的手札中，草擬政治宣傳的方法，注重強化國家存亡與個人生命之間緊密的關係，試圖改善軍人的思鄉心理：
在宣傳方面可發揚大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的精神，並強調『我生則國亡、我死則國存』的觀念，今後不可再傳『回家團聚』的說法。[9]
「為何而戰」是凝聚軍隊士氣重要的信念，在抗日戰爭時期，軍人因徵兵加入國軍軍隊抵抗日本的侵略；在國共內戰中，國軍軍人所對抗的是同為中國人的共軍；在撤退臺灣之後，戰爭以「反共抗俄」的意識形態存續於軍人的使命之中，蔣經國認為軍人的立場必須更堅定：
個人的前途和國家前途，始終是不可分離的，個人命運和民族命運，永遠是凝在一起的。[10]
我們要在反共抗俄的戰鬥中復國，更要在反共抗俄的戰鬥中建國。[11]
在部隊中，討論會或自我批評，是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。 1950 年 12 月 12 日，袁恒祥負責召集戰友，討論何謂匪諜？何謂自首？為什麼會做匪諜？自首對於個人的前途及國家民族的關係會如何？他與徐姓戰士的看法不同，起了衝突：
我問他，你是不是想回大陸，你究竟認為共產與國民兩黨將來怎樣，他答我講，當然是想回家，那麼我們現在當個兵，也不知道是哪一個黨好，結果答覆我一句，依他看來都是差不多。[12]
1950 年代的「反共抗俄」，對某些人來說是口號，對某些人來說則是信念，亦是一場被論述建構出來的戰爭。戰爭，讓這群軍人離開中國、離開家鄉、甚至沒有機會與父母親人辭別；但這群軍人卻必須靠著這場永遠無法發生的戰爭，回到他們的家，與家人團圓。
[3] 小熊英二，《活著回來的男人：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》(臺北：聯經，2015年)，頁8。
[4] 同註3，頁 375。
[5] 中國將「徐蚌會戰」稱作「淮海戰役」。
[6] 袁恒祥日記，1951 年 4 月 14 日。
[7] 蕭文青，《士兵心理學》(臺北：西昌印書館，1956年)，頁 37-45。
[8] 同註7，頁 37。
[9] 許瑞浩等編，《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：蔣經國手札 (民國三十九年 – 五十二年)》(臺北：國史館，2015年)，頁 224。
[10] 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，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一冊》(臺北市：行政院新聞局，1991年)，頁 514。
[11] 同註10，頁 516。
[12] 袁恒祥日記，1950 年 12 月 12 日。
▎戰爭框架下的性與婚姻
1952 年政府為了減輕財政負擔與防範女特務以刺探軍情，制定了《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》(又稱《禁婚令》)，限制超過 28 歲的軍官和技術士官才能結婚，普通士官以及士兵不准結婚。[13]《禁婚令》的頒布，等同剝奪軍人的婚姻權，時任行政院長的陳誠認為條例雖然重要，但「當兵當到老，不准結婚，不妥當。」[14]
1950 年代隨國軍撤退來臺的陸軍官兵平均年齡是 29 歲、士兵是 24 歲。[15] 從軍隊戰力的角度，亟需年輕化的士兵；[16] 從政府的財政負擔而言，軍費預算高達總預算百分之八十以上之譜，相當繁重；[17] 然而，對於將屆適婚年齡的軍人來說，《禁婚令》所造成的問題，不僅是未來成家立業的發展，更直接影響軍人本身的性慾問題。袁恒祥在日記中就提到性慾引發失眠的問題：
因為我犯了失眠症，丁迪所著的臨睡莫思索，醒來莫戀床，可免失眠症，我昨天晚上完全犯了，同時還跑了洋，到了東大海，這性慾不得解決，將來對於身體真只有害無益處。[18]
性慾問題是 1950 年代初期軍人的普遍遭遇，在 1951 年 8 月 26 日的師級朝會中，師長和弟兄們佈達一個好消息：
就是第二個家長，我們的胡璉司令官，顧慮到弟兄們的性慾問題，因為大多數都沒有太太或者離家庭很久的，這須得解決，現在正在到臺灣想辦法。[19]
這個辦法，正是國防部擬定的《軍中樂園設立及管理案》，仿照唐朝的營妓與日軍在二戰時期的「慰安婦」制度，建立軍人解決性慾的合法管道。「軍中樂園」的建立，有其政治性的目的：一為調劑官兵生活、二為促進身心健康、三為發揚戰鬥精神。[20] 由此可見國家透過戰爭的論述，介入軍人最個人與私密的「性慾」管理；「軍中樂園」的設置，即意味著「備戰狀態」。
「軍中樂園」的出現，雖暫時性的解決軍人的性慾問題；但《禁婚令》的框架，卻阻礙軍人在臺灣社會組建家庭的可能性，袁恒祥曾這麼抒發著感受：
我到現在每逢寂寞的時候，感覺到個人的前途……非常的狹窄，什麼叫前途，什麼叫青春，什麼叫事業，什麼叫美滿，什麼叫家庭，個人光陰已去過半，事業上名不去室，美滿上單獨的流浪，還能得上家庭嗎？ [21]
《禁婚令》突顯軍人「個人」需求與「忠黨愛國」的矛盾，作為「個人」的軍人，在「反共抗俄」的戰爭論述底下，必須犧牲「個人」的前途，唯有靠「反攻大陸」才能實踐實踐「個人」與「國家」的前途。軍人與國家的命運在 1950 年代的臺灣，從此彼此緊緊相繫。然而，當「反攻」的時機遲遲未來，軍人對於「個人」的前途則備感憂慮，部隊中開始發生「私婚」的現象。
1954 年 5 月 27 日袁恒祥跟著在金門后盤山的部隊，移駐到宜蘭大里，據同袍說「當地的民風民情，是一個桃紅酒綠的世界。」[22] 在宜蘭駐防的日子，他好幾個月沒寫日記，或許是遇到了在大里開澡堂的鄭碧霞，彼此產生好感。
記得我同碧霞戀愛的時，雙方為了愛，只要達到目的，不擇手段，寧肯犧牲一切，為自己爭取一個好字。 [23]
沒多久，在介紹人與證婚人的蓋印下，兩人簽具婚姻證明書。袁恒祥在與鄭碧霞母親談論其女兒婚嫁的那晚，有許多話彼此心照不宣，其中，母親最大的疑慮就是當反攻大陸的時候，碧霞該怎麼辦？是否要隨他一起回到湖南的老家生活？碧霞母親答應這門親事的唯一條件，就是要他與女兒生活終身。[24] 袁恒祥將婚事往上級呈報，卻因「未經登記擅自結婚」，被記兩次大過。
1950 年代雖有《禁婚令》，但部隊來到臺灣本島後，私下結婚的幹部很多，卻不熟悉法令規章，引發社會諸多問題，國防部當時以「凡軍中幹部聲請結婚因故未准而私自結婚者，准記兩大過登記為合法。」[25] 始得通知聯勤，獲得補給。這兩支大過，對於中尉官階的袁恒祥來說，影響他在軍中的前途，他在日記中寫下不滿：
我跟隨黨國有十四年之久，究有多大的貢獻（沒有功勞也有苦勞），最低限度的，是堅持到立場的。
國家對我的好處，我回憶的確實在太微薄了，當然，國家會要講，大家為了生存和自由，為了種族及後代子孫，不能談享受。可是大家都是不是這樣像我一樣的嗎？那只有天知道。
越檢討、越傷腦筋、越想、越愁，去他媽的，總還不至於帶到老婆要飯的程度，好得她還可以自濟，我再有痛苦，也不能對她表示任何態度，不要讓她受到心理上的威脅，只好期望她肚囊有小生命罷了。 [26]
結婚後，袁恒祥中斷了他記日記的習慣，過了幾個月，他的大兒子出生，取名湘台，「湘」為湖南省的簡稱，是袁恒祥的祖籍；「台」則為碧霞出生的台灣，他認為這個名字極具紀念意義。孩子出世後，他開始思考自己在軍中的前途，於 1959 年國防部實施的「鵬程計畫」，以陸軍步兵上尉官階退伍。退伍後，曾在瑞芳鰈魚坑挖煤礦、寶成營造廠工作、在農會收帳，最後一份工作是在森林開發處，直到那時，他才提筆再重新寫日記。退休後，他在稿紙上將其一生的經驗，書寫成回憶錄。
[13] 管仁健，〈戒嚴時代的軍人「限婚令」初探〉，《文史台灣學報》(2018)，頁 131-165。
[14] 陳誠於 1951 年 6 月 6 日的談話中，發表其對『禁婚令』的看法。薛月順編輯，《陳誠先生回憶錄—建設台灣（下）》(臺北：國史館，2005年)，頁 642-643。
[15] 陳誠於 1952 年 1 月 12 日參加總統府軍事會談，援引參謀總長周至柔的報告。薛月順編輯，《陳誠先生回憶錄—建設台灣（下）》(臺北：國史館，2005年)，頁 642-643。
[16] 薛月順編輯，《陳誠先生回憶錄—建設台灣（上）》(臺北：國史館，2005年)，頁 260。
[17] 陳誠先生提到「1951 年度軍費預算占總預算 80.330 %，1952 年度占 80.525 %，1953 年度占 83.924 %，仍是繼長增高的。」薛月順編輯，《陳誠先生回憶錄—建設台灣（上）》(臺北：國史館，2005年)，頁 345。
[18] 袁恒祥日記，1951 年 11 月 5 日。
[19] 袁恒祥日記，1951 年 8 月 26 日。
[20] 國軍史政檔案，《軍中樂園設立及管理案》，總檔案號：00049916。
[21] 袁恒祥日記，1951 年 9 月 6 日。
[22] 袁恒祥日記，1954 年 5 月 27 日。
[23] 袁恒祥日記，1954 年 5 月 20 日。
[24] 袁恒祥回憶錄，頁 195。
[25] 袁恒祥回憶錄，頁 208。
[26] 袁恒祥日記，1954 年 4 月 22 日。
▎軍人作為敘事的主體：從未結束的戰爭
加拿大斯里蘭卡裔的小說家麥可・翁達傑 (Michael Ondaatjie)，以描寫二戰時期受創者的故事《英倫情人》(The English Patient) 聞名，曾這麼形容著戰爭：「這場戰爭對大多數而言是一道深淵。在此之前是一種人生，在此之後又是另一種人生。」[27] 戰爭的殘酷在於它造成的混亂、死別、流離與創傷；戰爭，不僅僅是發生於戰場，更延續在這群軍人的生命之中。
過去，歷史總是從國家的角度書寫戰爭，從國家領導者的策略與軍事將領的戰略，分析戰爭成敗的原因，卻鮮少聽見個人的敘事，尤其是在前線打仗的士兵，他們在戰場上的生活與精神狀態、在戰後的流離或生根，淹沒於歷史洪流、佚失於世代更迭，有更多老兵的故事，刻不容緩的等待我們去梳理。「戰爭是一種很私人的體驗，這種體驗如同每個人的生命一樣，捉摸不定」，[28] 以軍人的微觀生命史作為敘事主體，或許我們能有更多元的聲音去理解戰爭的框架，重新以不同生命經驗的碰撞，去同理台灣社會各族群相互交織的歷史脈絡，與不斷生成且持續辯證的文化認同。
[27] Michael Ondaatjie, Divisaero (Toronto: McClelland and Stewart, 2007), p.82.
[28] 斯維拉娜・亞歷塞維奇，《戰爭沒有女人的臉：169 個被掩蓋的女性聲音》(臺北：貓頭鷹，2016年)，頁 417。
▎延伸閱讀：袁子賢－相關著作（https://tnnua-tw.academia.edu/ChrisTzuHsienYuan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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